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月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強制就醫之後呢？從政大搖搖哥談起

六年前到政大任教，被政大學生暱稱的「搖搖哥」，就常徘徊在羅馬廣場與校門之間，他的自言自語、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讓初見者意識到他的不同，但日久後，政大人知道他不傷人，包容他在同一個空間中，處於自己的世界。他每日的存在，儘管如何怪異或無法理解，但對一個大學而言，代表著我們對多元意見的包容，考驗著我們對一個人存在的尊重，成為政大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
昨天（3/31）中午，搖搖哥被市府人員連同校警，在他常出現的合作社前，在政大師生面前被強制就醫。儘管不願意與多次抗議，搖搖哥被說服坐上專門強制就醫用的病床椅，手腳被束縛送上救護車帶走。消息傳開，政大師生有著很深的悲傷，如同失去一位朋友，政大同學在臉書上開始書寫他們跟搖搖哥之間的互動經驗，有同學紀錄他們辦活動把傳單給搖搖哥，搖搖哥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僅聽懂同學的訴求，而且開心地玩起氣球。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有同學看見搖搖哥異常清醒地去速食店買早餐，用精準的話語表達自己的需要，以為搖搖哥不會說話的同學趁機進入搖搖哥的內心世界，才知道搖搖哥是被在政大地靈黑暗勢力控制，才導致他的異常，他常駐政大是為了在靈界守護政大。重點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或正確，重點是搖搖哥已經被政大人接納成為政大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他是精神病患，但絕對不只是精神病患，他還是一個人，與政大師生有不同程度連結的人。我相信關於搖搖哥在政大的故事會陸續出現來聲援搖搖哥，向目前陷入恐慌的社會大眾與政府說明，搖搖哥在政大校園中過著他的生活，被我們所接納，我們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與他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他知道他在政大校園是安全被接納的，直到昨天中午之前。

搖搖哥的案例說明一件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是光靠醫療就可以支持起來，吃藥穩定病情無法讓人被接納，感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把社區支持這些精神受苦者的紋理重建起來，一如臺灣早期社會中對社區內精神障礙者的接納一般，不用「病人」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過去二十年，我與一群投身社區精神復健的工作者所致力的就是編織出社區中可以支持精障者帶病生活與工作的網絡，讓他們走出病房、走出精神病患的污名。從市療第一家精障者經營的「有何不可」咖啡店、北市康復之友在捷運站經營Easy Coffee、桃源二村專業人員帶著病患一起種菜、慈芳關懷中心、伊甸活泉之家、真福之家為精障者在社區建立屬於他們的家，這些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試圖破除精障污名的努力，在這次內湖小燈泡事件之後政府帶頭將精障者視為代罪羔羊的舉動中歸零。我可以想像他們目前在工作中正窮於面對這次事件對病友的傷害，但無法想像他們面對政府官員與少數社工學者（我真心相信他們是少數）急於將精神障礙者從社區脈絡中孤立出來，貼上標籤，送進醫院與社會隔離，完成他們的人口淨化工作，內心是有多麼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