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當福利運動進入國家體制之後…

以下是我在台社二十週年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祝台社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社福界慶祝二十週年背後的弔詭現象
這一、兩年來，各社會福利團體紛紛舉辦二十週年慶，這固然紀錄著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福利組織的蓬勃興起，各類社會弱勢族群的組織與服務團體因緣際會地登上初萌芽的公民社會舞台。但弔詭的是，這些團體幾乎都是以研討會的形式舉辦，要求機構的員工動筆寫論文，我常常以學者的身份要評論這些實務工作者的論文。看見這些基層社工硬是將自己生動的故事套進生冷僵硬又不熟悉的學術框架，我總是感到不忍，鼓勵他們放下學術框架，不要害怕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故事。當我問他們為何一定要用研討會的方式慶祝，一位社工員說，「一方面可以向社會大眾展現我們的成效；另一方面，這樣可以為我們的機構評鑑加分！上次，一位委員在評某機構的時候，就說他們辦研討會，所以應該加分。」歡慶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目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困境，我更為社福界缺乏對這種趨勢的理解與批判而感到憂心。

變調的公民論述與失根的群眾運動
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社福組織工作者時，敵我界分是清楚的。九０年代初期林萬億(林萬億, 1994)從歷史角度對國民黨在國共對抗下福利制度的批判，相對於當時國內以結構功能觀點進行分析的社會福利學者，是相對進步的，並提供解嚴後弱勢族群動員的重要論述依據，成為解嚴後社會福利運動的基調。1992年修憲，林萬億與當時民間社會福利工作者共同推動「社會權」入憲，並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吳惠林進行論戰。以北歐社會民主國家為榜樣，以公民權為基調所建立的普及式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九０年代初期社會福利運動的標竿。
社會福利議題第一次被選舉政治動員是1993年縣市長選舉的老人年金議題。當時雖然被視為台灣民主政治中首次以公共政策取代以往國家認同為訴求的選舉，但民進黨操作老人年金議題的動員路線是以「芋頭與蕃薯」之間的省籍區隔為主軸，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平平（同樣）都是納稅，為什麼那些老芋頭（榮民）每個月有萬把元可領，而我們一般老人半仙都無？（台語）」，這種以省籍對立的政治動員雖然有效，但並沒開發出人民重新理解人類生命歷程共同老化風險的公共空間，反而讓津貼成為之後選舉公開集體買票的例行性儀式。換言之，社會福利議題被吸納進入成為強化以族群對立為基調的工具，而非強化社會團結的觸媒。這種台灣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無法帶動公共化民主參與討論的過程，或成為引發草根群眾的意識覺醒過程，反而成為民粹政客操作的工具無疑是目前社會福利運動者最大的無力感。應該反省的是，這樣的歷程形成怎樣一個體系，有效地節制社會福利運動的自主性並阻礙了解嚴後社會福利制度公共化的政治動能？社會福利運動再基進的可能方向是什麼？

當前福利規訓體制的三位一體
1965年美國通過老人福利法(Older American’s Act)，被譽為老人福利的里程碑，十四年後美國社會學者Carol Estes(Estes, 1979)發表「老化集團」(Aging Enterprise)一書，抨擊老人福利法實施後，已然形成一個以老人為生的龐大集團，以專業、學術研究、與服務提供業者三者交互建構而成的利益共生體，成為老人福利法下最大的受益者，而這個集團口口宣稱矢志服務的老人則淪為「被管理與噤聲的對象」。這本書標示了批判老人學研究（critical gerontology）的開始，以Estes為首的一群政治經濟學者開始集結，對人口老化現象提出政治經濟與文化批判觀點的分析。在老人研究成為顯學之際，批判老人學從為成為主流，但它的存在卻提供不容忽視的反省聲音。我將試著從這樣路徑理解台灣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歷程。

福利體系民營化
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體制的擴張主要以「委託民營」的方式推動。八０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財務危機引起爭議與挑戰，以市場機制改革國家主導的福利體制的聲浪興起，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為架構的福利民營化成為許多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策略。九０年代初期社會福利法案大幅翻新，政府主責應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大幅增加，雖然法令規範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各級政府多半選擇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因應這波福利的擴張。福利民營化的概念雖然稼接自西方，但脈絡的差異卻有完全不同的詮釋。西方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已然建立後的情況下，試圖提升福利體系的效率與節制費用的高漲；台灣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尚未建立，政府面對新選舉政治壓力下，試圖極小化政府投入社會福利的策略。面對福利民營化，當時社會福利運動者的心情是複雜的。相較於過去政府完全不補助民間組織辦理福利服務，委託民營的制度下，政府所釋放出的資源（房舍、經費）對初成立的民間社福組織確實是發展的助力，於是社福組織便抱持著「拿你的錢，做我的事」的實務心態。但另一方面，社福組織是否落入「拿人手短」的困境，失去對政府施壓的自主性？社福組織日後發展聯盟性組織專門扮演黑臉，個別社福組織則隱身在聯盟背後，以避免角色衝突的尷尬。
但是，社福組織低估了民營化制度對社福組織所產生的規訓效果。首先，委託民營制度給予政府利用民間組織之間的競爭，用低價委託，導致委託民營不僅是將執行責任交給民間，連財務責任都部分移轉到民間組織，造成民間組織承辦越多福利業務，便需要募集越多資金協助辦理服務。民營化制度造成社福組織不僅人力大量投入直接服務，更使得政府得以收編民間組織既有的自主財源。
其次，在確保公務預算的正確使用，政府建立一套責信制度規範社福組織，從登記立案、委託契約、招標競爭、標準化服務流程、服務績效指標、日常督導、定期報表、到年度評鑑等流程，環環相扣約束著社福組織管理者與基層服務人員的日常活動不逾越政府所規範的內容。在疲於奔命達成政府服務目標與爭取到下年度標案的壓力下，社福組織的工作人員不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在文書作業上，逐漸內化政府對福利對象的想像與觀點，失去批判政府的獨立性，讓自己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社福組織「公務人員化」或社會福利「麥當勞化」已經成為社福界長期依賴政府委託案之後的反省。
最後，在政府透過委託民營制度以最低廉的價格擠壓最多的服務時，社會福利體系內部的勞動爭議成為日益浮現的矛盾。

助人專業證照化
社工員制度在政府體制的邊緣化促使社工員在解嚴後進行集結，錯誤地將勞動議題解釋為專業地位的缺乏，讓社工員以推動證照做為解決社工勞動條件惡劣的手段。社工師法的通過，讓實務的專業必須透過學術主導的考試來鑑定，實證典範下行動與知識分離的矛盾，透過社工師考試強化了學術優於實務的知識霸權。在取得證照的壓力下，實務工作者失去原本貼近日常生活的知識生產空間，而充塞著以考試為標竿的背誦性知識。學術界沒有反省目前獨大的實證典範無法捕捉實務經驗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卻只要求實務界生吞活剝地照抄學術格式。於是，在個案研討會上，我看見資深護理師與社工師在個案記錄上被迫要寫文獻回顧；在論文發表會上，社工員找不到語言記錄燒燙傷友參加肚皮舞過程中的掙扎與感動，因為藝術還沒有在理性的學術研究空間中找到合法的位置。在永無止境追求專業的競爭遊戲下，為了證明社工是專業，自2007年起社工師在分成一般社工師與專精社工師兩級。以排擠他人為邏輯的證照制度，讓社工專業內部也以同樣的邏輯作自我區分，專業不再是集體自律的共識行動，而是依靠外人（學者）來鑑定而完成的區隔。證照制度沒有讓社工加薪或獲得醫生般的崇高地位，反而專業內部更形分化，知識生產空間更形限縮。
證照化讓專業更容易被體制所管理，專業知識所形塑的權威更形鞏固，助人過程中屬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流動與支持更容易被阻絕。儘管社工界高聲提倡「優勢觀點」、「反壓迫」與「充權」，但自身所擁抱的專業化邏輯卻是極為排他與父權。

倡導組織代言人化
聯盟性組織（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康復之友聯盟、臺灣少年權益促進聯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是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運動的主要推手。九０年代是社會福利立法的黃金十年。除了早期殘障聯盟在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法修法時，曾經動員身心障礙者走上街頭，之後的聯盟性組織多半是以行政遊說與立法倡導為主要方法。這些組織的發展，專業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專業人員扮演特定族群的代言人，隨著政府各種委員會的設立，這些代言人紛紛取得政策發言的位置。但是這些倡導性組織在過去十年卻出現專業主導的壟斷現象，相對地投注在草根民眾組織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聯盟性團體被少數大型社福組織所主導，失去為代言族群爭取整體發展的利他性格。在民主政治中，倡導團體的草根組織動能越強，對決策者的遊說壓力越大，這種基層組織與政策倡導的失衡，形成社福運動缺乏社會基礎的空虛現象。

批判知識生產與介入的可能
社工是個貼近弱勢族群生活世界的專業，因此在體制與案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社工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功課。社工的經驗本身就蘊藏著反抗的土壤，只要社工被給予適當的語言與視框。與社工員對話，協助他們重新框架自己的經驗，讓他們長出對抗體制化權力的能力，這是我站在學者位置上最享受的工作。當體制壓迫越強，想要發聲的人就越多，但這是需要呼朋引伴一起來做的事。
以批判觀點反思社會福利的現況，注定是條孤單的路。社工學界有批判觀點的人，常常不參與社會實踐；參與實踐的人，又往往疏於論述的生產。台社過去對社會福利的議題切入不多，但台社所標示的批判與本土的精神，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尋求以批判觀點反省社會福利運動者提供可以相濡以沫的地方。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指導一篇論文如同懷胎十月，是個艱辛但又充滿期待的過程。看到學生在過程中重新對生命有所領悟，就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儘管我的學生所生產的論文從來沒有幫助我在期刊論文計分上加分過，但這一段又一段的陪伴過程，就是身為人師的本質，何需外在制度的肯定？蔡培元是我指導六年的學生，今夏剛畢業，他的論文《我僅僅只是個胖子》記錄他面對自己生命歷程的種種反思，希望讀者有機會也可以閱讀到這篇動人的論文。以下是我在他論文後記的回應。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王增勇

指導老師在學生論文上現身書寫的機會很少，十年來，只有一次，那是因為論文品質不好，我認為需要讓讀者知道，從指導教授的觀點，為何這篇論文仍然具有學術性。那次的書寫是基於一份需要對學術交代的心情，但這次的書寫是出於一份喜悅的心情，慶祝這次培元用論文豐富生命的行動。
在一個強調「兩年畢業才是正常」、「越快畢業，就越好」的學術機構裡，一份六年才完成的碩士論文常常引人側目，連帶指導老師的能力都被質疑。在目前正夯的學校評鑑準備活動中，身為培元的指導老師，我常常在會議中得到額外的「關心」而必須交代「為何培元還沒有畢業」。但我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知道培元知道自己要什麼，為他撐出一片可以完成自我的天，是我至少可以為他作的事。
書寫自我在一個強調政策研究的研究所是很少見的，因為自我的故事被認為是主觀的私人歷程，無法推論到公共的眾人事務，因此與政策無關。知道「人在社會內，社會在個人內」社會建構觀點的人，自然可以跳脫這種實證典範思維的侷限，知道個人故事是可以關照社會結構的。只是，要將自我故事寫到通透，讓讀者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讀到自己與整體社會，是需要作者對自我故事不斷超越既有框架的努力，而這需要面對自我的勇氣、文字能力與思辨能力。
培元的論文過程，我最擔心的就是他的故事書寫成為自言自語的喃喃囈語，知道培元有很好的社會學理論基礎與抽象思考能力，我要求培元要在研究方法上有學術性的交代與討論。這個要求對當時的培元是困難的。因為當他看清楚過去以大理論為基礎的社會運動議題其實是假議題，而轉向回歸自我是胖子的探究，培元對學術理論作為權威知識可能對自我敘說造成擠壓的權力關係是清楚的，因此為避免重蹈以文獻為主，套用自我經驗的覆轍，培元很謹慎地使用文獻，因此格外耗時。事後證明，我的擔心是多慮的，他用故事對生命敘事的研究法作了最好的註解。
培元的論文書寫過程最讓人動容的就是他要用論文來面對自己的勇氣。書寫自己的胖、面對受暴的母親與施暴的父親、毫無保留地讓別人進入他最細微的生命脈動，培元用手術刀一般的精準，將自己解剖；但又用黑色幽默將這些分割的肌理揉合與承接起來，讓讀者看到一篇有社會批判力，卻又具有個人生命感動的故事。這種將故事寫到有美感的境界，已經不是理性思辨的層次，而是人生體驗的層次，這讓我想起希臘人對知識是讓生命更美好的期待。只是曾幾何時，以自我生命經驗作為書寫的論文竟然已成為學術界的少數特例，現有學術體制對知識生產者的異化程度可見一斑。
培元的論文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他的過程。自我書寫、課堂分享與對話、與關係他人的訪談，都是重要的過程，培元自我的突破如同堆積木一般，每一步都需要以之前的基礎作為踏腳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培元利用開車過程訪談他受暴的母親。開車，因此彼此不必面對面正視對方，卻又象徵這個事件是彼此生命中共同朝向未來必要經過的關卡，而彼此要攜手面對的意願。培元訪談後，在課堂上分享時神態異常清爽，透過母親對父親的原諒與釋懷，培元才有力量重新貼近讓他又愛又恨的父親，這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相互寬恕與釋放的過程。
我不那麼清楚我對培元的論文有何貢獻，但這好像也不那麼重要。我知道我從中學習很多，也很引以為榮我曾參與其中。因此，留下這篇文字，見證我與培元這段緣分。

遇見瀘沽湖

六月為至善基金會走訪雲南麗江偏遠地區貧苦學童，帶著三位已經與女童通信達一年的研究生，來到西遊記沙悟淨修練的通天河，與雲南少數民族的女童見面。途中經過聞名已久的瀘沽湖，短暫的停留，就對這片湖光山色，以及極具特色母系社會制度的摩梭文化著迷，留下一張張瀘沽湖的美景，卻也為逐步進入現代觀光的少數民族感到憂心。
湖中的點點星光，遠看以為是旅遊留下的垃圾，進看才知道是湖底水草奮力生長至湖面而在水面盛開的小白花。

豬槽船是瀘沽湖特有的交通工具，旅遊發展以來，盧估湖畔的七十二戶人家為杜絕市場競爭所帶來的亂象，決定進行共同經營，由七十二家戶以格週輪流排班的方式載旅客導遊，收益由全村共享。

摩梭族信奉藏傳佛教，瀘沽湖畔的祈福壇，清早摩梭老人就沿著祭壇繞行，規律一致且單調的祈禱中，開始一天的生活。

我其實是家庭照顧者

年初，我接任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理事長一職。寫了以下這篇文章：

追求一個人性的照顧體制
王增勇
承蒙大家的支持，從金玲手上接下理事長的棒子，未來兩年要和大家一起為家庭照顧者的權益打拼！因此，想藉此機會向大家介紹我自己，也分享我對家總未來工作方向的期待。
一個中年男性的大學教授其實很難與家庭照顧者連結，因為家庭照顧者多半是中老年女性的家庭主婦。很多人認識我，是個大學教授；認識久一點的人，知道我曾在社福團體工作過，擔任老盟秘書長與紅心字會秘書長推動老人居家服務；再久一點的人，會知道我是台大機械畢業後才改行做社工。會有這樣的轉變，源於我是個身心障礙者家屬的故事。
高三大學聯考前一百天，當我正在學校考模擬考時，我大姊大學畢業旅行在花蓮海邊出車禍，成為終生必須坐輪椅的脊髓損傷者，我們的家庭生活從此變調。為了不放棄希望，我們從西醫、中醫、針灸、中藥、按摩、整脊、算命師父、乩童，只要有人報，我們就去掛號。面對到家裡來騙錢的江湖術士，我很無法諒解父母的作法。有次我直接面質父親，他說：「我何嘗不知道，但是他們給我們一線希望！」面對自己親愛的家人生病，照顧的背後所依靠的就是一線希望。我的母親整天煮中藥，幫我大姊按摩、推拿，好似斷了的神經會隨著我們的手多長一些。我的母親以淚洗面，哭到醫生警告他，「不准再哭，不然眼睛會瞎掉。」與好朋友聚餐時，原本樂觀愛笑的她不敢開懷的笑，原因是「他怕別人會說，女兒變成這樣，你還笑的出來？」他調適了好久，在我們的鼓勵下，母親才慢慢放下自責的心情，開始願意讓自己有放鬆的時間。只是在照顧我大姊十年後，我的母親就因為乳癌過世，她一生沒有享受過，都在照顧別人的日子中度過。
做為一個身心障礙者的家屬，我深刻地體會到，台灣這個社會沒有給身心障礙者生存的機會。「推著輪椅在崎嶇不平的騎樓舉步維艱」的景象正好諷喻台灣家庭照顧者面對充滿障礙的困境：要找可以讓輪椅進去的廁所，要避開路人異樣的眼光，要反駁這是祖上不積德的因果報應說法。大學畢業後，我告訴自己：「台灣不缺好的工程師，但缺一個好的社會工作者。」於是，當完兵，我出國改念社會工作，直到今天，仍堅持做個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工作者。所以，在大學教授、社工人員這些頭銜下面，我從事社會服務的動力來自於我身為家屬的經驗。如果教書不再讓我可以從事改革社會制度的工作，我寧可不教書；如果社工專業不再認同社會改革與公平正義，我不會稱自己為社工。同樣地，我期待家總可以為台灣家庭照顧者建構更支持與友善的制度，幫助他們就像幫助當年我求助無門而致勞累致死的母親一樣。
那麼，家總在現階段的台灣要扮演怎樣的角色與任務？家總的特殊地位在於我們代表家庭照顧者的聲音，過去十五年社會福利立法在民間團體的推動下，國家照顧服務體系已稍有格局。但是，這個服務體系基本上還是沒有看見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而把家庭照顧者當城市理所當然的「資源」而非潛在的「個案」。其次，目前的服務體系越來越強調管理與專業，層層體制的管理與制度之間的切割反而造成家庭照顧者使用上的困難與障礙，讓社會福利成為看的到、吃不到的餅。從家庭照顧者的使用經驗檢視現有照顧體系，不是從專業人員的角度檢視服務體系，是家總最核心且責無旁貸的任務。我期許家總是個社會運動團體，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上街頭、搞遊行，而是家總要在公平正義的價值下，提出前瞻性的願景，指引台灣社會未來的新社會制度。我們不應該是為特定族群爭取與維護自身利益的利益團體。而且家總要有勇氣為正義發聲，為不公平挺身而出。我們彼此共勉！

紹文與津如婚禮證詞

昨天花蓮牛山舉行了一場特別的婚禮，將近四百人來自全島各地，出席了這場特別的婚禮！我有幸擔任證婚人，僅此獻上我對他們的祝福：

紹文、津如以及各位好朋友：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這是一場特別的婚禮，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對特別的新人，因為今天在這裡將要發生的將顛覆我們對傳統婚禮的想像。不僅今天來結婚的新人，所有來參加這場世紀婚禮的人，都將共同見證一場解放性別的另類婚禮。
津如與紹文是我在同志工作、原住民工作以及新移民工作上的好伙伴！紹文的真性情與俠氣，讓他身邊的朋友忍不住地愛他，魯凱族傳道人盧秋月形容的最貼切：「紹文，就像是藍天白雲！」津如，別看他甜美可人的娃娃臉，社會學的訓練讓他對事情的分析，往往一針見血，刀刀見骨，從這個角度，津如其實比紹文更man。不過在大愛手的修持下，這兩位社運健將在感性與靈性上都有長足的進展，各位有機會應該到他們愛的小窩裡，接受他們身心靈的照顧。
十四年前，我和我的另一半也在好朋友的祝福下，舉行了自己的同志婚禮，正因為自己是同志婚禮的先行者，我知道這個過程的辛苦。因為不僅所有外在社會制度否認你要做的事情，所有內化在你身上的習慣與認知也都無法引導你進行屬於同志的婚禮。婚禮讓人回到原點，面對自己、面對家人，婚禮讓我必須面對生我、育我的父母。當時唯一出席婚禮的大姊曾力阻婚禮的進行，因為他知道我爸爸最期待的就是參加我的婚禮。我只能告訴他：「我的婚禮將是永遠的進行式，屬於爸爸的婚禮將在他可以接受我們的時候，再為他舉行。」至於我已經過世的母親，我只能安慰自己，因為媽曾說過：「只要是你愛的，我就會接納他為媳婦。」所以他一定會接納Tony。現在想想，我知道當時的我過度詮釋了我媽的話，但是我必須如此，才能讓自己相信自己的婚禮是受到祝福的。
正因為同志婚禮不被接受，不被祝福，因此今天的婚禮更顯得來不易。也正因為沒有世俗婚禮的規範與眼光，同志婚禮可以有無限的想像空間與創意，更重要的是，婚禮是為了祝福與見證這對新人的愛情。從這個角度，或許同志婚禮才是真正地以新人為中心的婚禮，沒有外在為了符合他人期待而多做的所示，也沒有為了家族顏面而不需遵守的繁文縟節，更不需要自我安慰說這樣是為了讓人不敢結第二次婚。所有來到這裡的朋友與婚禮所做的是，都是出於真心的祝福。在此，我們為異性戀者致上最深的同情。同志婚禮不僅對新人有意義，對還沒有找到愛情，或對愛情失望的同志，你們的愛情也讓我們看到希望！
在花蓮美麗的東海岸，在潮起朝落的海浪聲中，以天為證，以海為鑑，我謹代表所有來賓，獻上我們由衷的祝福！

我與詩

（照片是我的學生楊惠如到日本旅遊時拍的）


從小除了小學作文課要求試寫新詩外，我不曾寫詩。高中讀理工，大學念機械工程，碩士轉行念非營利組織管理，理性一直是我生活的大部分，觸探人性感性經驗的詩因此在我的書寫中一直不曾出現。直到1994年我留下相交半年的愛侶，遠渡重洋獨自到加拿大求學，極度的相思讓我開始寫詩。當時我的詩仍是高度個人化，只給親近的人看。但是，我開始體驗到詩做為直接來自靈魂所展現的力量。三十歲的我開始寫詩，算是稍稍平衡之前求學與工作經驗中理性的過度發達。1994年的聖誕節，我用詩寫成我的結婚誓詞，算是那個時期的代表：

握著你的手
那一雙第一眼看就深深吸引我目光的手
握著你的手
我握住了 曾經以為遙不可及的幸福

人說 夫妻就是牽手
牽著你的手
我們要一起走遍世界
踏實了 從此刻起的每一個腳步

看著你的眼
那一雙清澈閃亮多情的眼
看著你的眼
我看見了海洋 星辰 日月

那曾凝結在你眼睫上的淚珠
那曾滴在信簽上的淚痕
我知道自己 是如何地幸運能倘佯在你的深情中

人說 夫妻是結髮
思念緊緊地纏繞著我們
千縷萬縷的情絲
在異鄉的雪地裡
我的每一個腳步都留下你的倒影

向你說聲 我真的愛你
願以我的有限 在天主的無限中 奉 獻 給 你
今生今世 要與你 白 頭 到 老

生老病死成了進入中年開始貼身的課程，林國安，玉里榮院的社工，我慈濟社工的學生，在清明節掃墓後，到雨後的文山溫泉泡湯，被落石擊中身亡。我為他寫了一首詩，做為紀念。

悼 國安

文山溫泉 曾是我心中的 秘密花園
半夜來到灑滿月光的峽谷裡
讓身體在溫泉與溪水交接之際 躺 下
一邊體會著 從壁縫中流出、有如大地母親乳汁的溫暖湧泉
另一邊流動著 亙古不息、有如造物天父臂膀的冰冷溪流
在冷暖交替之間
在日月陰陽同在之際
我 因為與大地的脈搏貼近
而 安 靜

國安 不是課堂中吸引老師目光的聰慧學生
他 是個樸實的鄉下孩子
在行動研究的課堂裡 他想成為改變制度的英雄
其實 在陪伴兒子走過數次大手術的愛裡
他早已是我眼中的英雄
在學術與生活之間
在偉人與凡人之隔
我 因為認識國安在生活中的平凡
而 謙 虛

如今 國安在文山溫泉劃上他人生旅程的句點
當初我用身體領略冷暖交際的水域
竟成了國安以生命跨越陰陽分隔的交界
萬般的不捨 無法改變天人永隔的事實
偶然崩落的石頭將進行中的論文 凝結在意外發生的當下
讓人重新審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國安對家人的盡責 對我們的熱情與真誠
將是我們永遠不滅的記憶
一如文山溫泉的潺潺流水所訴說的永恆

回台灣後的第二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地震，上百名社工投入災區的重建工作，憑著熱情，我們進入社區的基層，有著書寫社工歷史的豪情壯志。但是，縣長選舉的更迭，讓災區重建計畫被標籤為前朝功勳，需要被去除。生活重建中心被移轉到鄉公所辦理，民間社福團體的近百名社工頓時被迫撤離南投。面對難以挽回的局勢，陪伴他們兩年的我，在社工員相聚的會議中，含淚以一首詩為這段奮鬥劃下句點。兩年的投入，我沒有寫論文，反而詩最能捕捉我的心情：

進出南投的心情故事

[開始]
第一次到南投災區
陳婉真科長的一句話
「如果你們要來幫忙就來三個月、半年、一年，陪我們一起走，否則就不要來。太多人說要幫忙，但是來了兩天就走了，回到台北就成了專家。」
將我心中原本的問題「你需要什麼？」
變成了「我能給你所需要的嗎？」
我能給的與投入災區的社工員相比之下少的可憐
我向學校告假一個月
在南投縣政府社會科的臨時辦公室簡陋的二樓
完成了家支中心的計畫
那一個月的生活失序
當作是對災民的陪伴
告訴自己：要給就給災民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給的

[預謀]
建立南投為台灣第一個福利縣
是心中的期盼
暗自告訴自己
當我們茁壯後
問題不再是「家支中心該不該結束」
而是「台灣是否應該普遍建立家支中心」
這是我當時無法明講的意圖
因為時間未到
但我知道這是遲早要面對的政治衝突
只期盼我們到時候已經足夠強壯
可以向台灣社會提出這樣的訴求

[你的加入]
第一年的期終評鑑讓我感動莫名
因為我感受到這麼多熱情的生命投入這項計畫
正紮紮實實的與案主生活在一起
我感到台灣正在累積一段重要的經驗
一段足以開啟台灣為主的基變社會工作傳統的經驗
一段美國社工都沒有機會大規模累積的經驗
如果台灣社工要走出美國學術殖民地的陰影
家支中心的社工員正累積這樣的希望
家支中心已經不是王增勇的計畫
而是很多社工員用生命共同譜寫的樂章
我告訴自己：無論成敗，我要陪伴他們成長
希望他們的參與都是成長的美好經驗
我沒有評價的權利，只有鼓勵的義務

[與南投約會]
於是我展開每月一次的與南投約會
這一天從清晨五點半的台北出發
迎著初昇的晨曦
我一路奔向南投
和來自各地的主任相聚
儘管會議冗長且沒效率
但我知道我們正在磨出政府與民間可以契合的齒輪
讓重建工作不斷前進

[崩盤前夕]
送走婉真姐的那天
我仍沒有意識到那代表著家支中心崩解的開始
仍相信自己可以用學者的光環發言
漸漸地學者諮詢會議不再有提案
局裡的伙伴開始有衝突
家支中心社工員開始被迫扮演政治的工具
而我無力為社工員說話
只能安慰著憤怒的社工員
此時的我除了聆聽
不知道自己的著力點在哪？

[是成是敗？]
在一次中研院的研討會上
我告訴一位社工學者
家支中心註定會失敗
因為台灣還沒有準備好
但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它的失敗會是下次成功的基礎
我又告訴他
其實當家支中心吸引了這麼多社工員的投入與認同
它就已經成功了

[走自己的路]
家支中心已經成功了
無論它最後是否存在
我們的收穫是別人無法奪走的
我們共同走過的路是別人無法否定的
我總說南投經驗對我而言是宗教經驗
因為理性的分析無法說服我它會成功
但走下去是憑著對社工價值的信仰
第一次聽見家支中心終止委託時
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們才相聚兩年，而我以為我們還有兩年共同努力的時光
我不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體會到這對我的社工兄弟姊妹是如何地錐心之痛
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其中所意涵的暴力是遠超乎我的生命經驗
我不甘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不是我預期結束的方式

[扛起我們的十字架]
在一連串的寫作、抗議、協調、會議之後
當你告訴我組織團體的原因是
「南投還會發生土石流，我們要留下那股力量，不要讓它散了」
我才警覺我的修養遠不如你們
自己尚未超越憤怒的情緒
事情雖不如己意
但我又怎知天意為何
開始時所承諾的陪伴重新召喚我的心
眼前的結束又如何不可以是另一個開始
別人可以不知道或否認社工
但我們不可以不清楚自己是誰
曾被或正被政治力蹂躪棄置路旁獨自療傷的社工員
我們不是第一個
但我們期待自己是最後一個
沒有一個專業比我們更貼近案主
夾在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社會權力與案主需求之間的掙扎
是社工的宿命
是我們的十字架
我們才正開始體會它的沈重
我們也才正要經歷它的奧秘

三年前，我開始帶領社工員的說故事團體。聆聽著基層社工員的故事，我發現原來社工是個重負荷的情緒勞動者，每日貼近弱勢者的生活，我們的身心靈每日都不斷累積著刻痕。詩成為這些刻痕絕佳的出口，因為它是如此真實地捕捉社工當下的心靈。現在，我自己寫詩，也聆聽基層社工的詩，我們用詩分享彼此的經驗，重新看待自己，整裝出發。

好人的困境

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期間，曾訪問過一位低收入戶獨居老人，我們先稱他為盧伯伯，他因為中風，所以需要居家服務員協助他每日的被餐、打掃與洗澡，每天兩小時的服務，可以讓他持續住在他所熟悉的社區，而不必進入養老院。一如所有老人，盧伯伯有他對生活的要求，他不喜歡吃剩飯剩菜，他堅持每餐吃現煮的菜飯。他總是說，「我再活也沒多久了，我有這一點點的要求。」但是後來社會局為了精簡居家服務的使用效率，檢討所有個案的服務狀況，認為盧伯伯每天被餐耗費太多人力，要求刪減一半的服務，成隔天備餐，理由是「一般人都不敢期待天天吃新鮮現做的菜，何況是低收戶。」每天照顧他的居家服務員，因為長久相處有了感情，不忍心老人家生活中最後的期待落空，決定除了正式上班時間之外，自己額外抽空義務幫助他備餐，滿足盧伯伯希望吃現成菜飯的心願。服務員工作並沒有減少，但因為服務時數減半，薪水卻減半。對社會局而言，他們成功地刪減了不必要的服務，提升了居家服務的使用效率，證明服務個案的定期稽核勢必要的；對盧伯伯而言，他對生活的期待雖然在政府標準化的要求下被否定，但因為好心的服務員願意以志願服務的方式持續提供服務而被滿足；但是，對居家服務員而言，她的薪水不但減半，連帶她接其他服務的時間都被佔去了。在這個案例中，居家服務員是三方的唯一輸家，為粗糙的政策付出代價。
另一個案例是一位中風的老人需要每週洗澡兩次，因為老人家中沒有熱水器，需要稍熱水才能洗澡，因此每次每次三小時。社會局審查後，認為如果老人可以自行燒開水，時間應該可以縮短為兩小時。這次服務員就按照更改的服務計畫進行，要求老人要自行燒熱水。不久，老人在燒開水過程中，在浴室跌倒，緊急送醫後不久就過世。因為燒開水的風險的預防不是具體、立即可見效的，因此不被政府認為是重要的，變成可刪除的服務。這種風險往往是曾親身到貧宅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才能理解，而不是坐辦公室的人可以體會。老人跌倒住院後，個案於是結案，沒有人追究當初刪減服務的決策過失。這個案例中，老人為政策的不當付出代價。
在過去很多老人居家照顧政策的爭議中，我發現一個弔詭不斷重複出現，那就是，當政府以提昇效率為名，要刪減或撤除服務時，好心的人因為不忍，總是承擔最多，最後成為最大的輸家，而他們個人的付出反而掩蓋了真正集體資源不足的問題，讓政府真的以為改革是必要的。面對粗暴的政策，你的抉擇會是當個好心的服務員，還是公事公辦的工作人員？還是有別條路可走？

如果居家服務員要加薪，這個體制會跨掉！

我和我的學生從去年開始以台北居家服務做為研究田野，論文督導一直環繞著居家服務，其中一位學生曾是台北市政府居家服務的業務承辦人員。對於以管理主義為主軸的居家服務論述，我一直希望可以帶入不同的主題，其中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惡劣是我認為台灣建構福利國家過程中不可忽略的議題，學生也每每被我要求要面對目前居家服務體制所建構的勞動市場問題。最近一次的談話中，這位學生告訴我，他和同事談到居家服務員勞動條件問題，他的同事回答他說，「我們也知道這是個問題，但是如果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要改善的話，整個體制會跨掉」，這個話題就此無法繼續。這位政府官員的回答，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中。
他所謂的「垮掉」，是指人事成本增加導致服務費用的膨脹，而政府預算無法支應，因此居家服務會跨掉。輕易的接受「政府財政有限」的論點，恐怕是這類思考的主要盲點。真的是這樣嗎？自從2002年中央推動照顧產業政策後，原本地方政府負擔的居家照顧的費用已經開始移轉到中央計畫，台北市居家照顧預算在中央挹注後，仍有成長空間。從台北市政府整體老人福利預算來看，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仍有商議的空間，居家照顧的費用遠不及老人公車優惠的補助，適度的調整都可以讓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更為合理。在接受現況的同時，這位官員也同時接受並複製了「婦女的照顧勞動是較無價值的勞動」的權力關係。
另一個可以比較的情況是，當勞動者是男性時，這樣財務有限的假設是比較不會發生。全民健保的財務危機下，並沒有太多人會質疑「醫師的薪水太高會導致醫療體制垮掉」或「藥廠的利潤太高會導致醫療體制垮掉」。這種選擇性的使用財務危機論述恐怕是社工專業人員在職場上要時時自我覺察的思考盲點。
下次，當有人說「政府的財源有限」，請不要輕易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