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2016年6月10日 星期五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強制就醫之後呢?從政大搖搖哥談起

六年前到政大任教,被政大學生暱稱的「搖搖哥」,就常徘徊在羅馬廣場與校門之間,他的自言自語、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讓初見者意識到他的不同,但日久後,政大人知道他不傷人,包容他在同一個空間中,處於自己的世界。他每日的存在,儘管如何怪異或無法理解,但對一個大學而言,代表著我們對多元意見的包容,考驗著我們對一個人存在的尊重,成為政大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
昨天(3/31)中午,搖搖哥被市府人員連同校警,在他常出現的合作社前,在政大師生面前被強制就醫。儘管不願意與多次抗議,搖搖哥被說服坐上專門強制就醫用的病床椅,手腳被束縛送上救護車帶走。消息傳開,政大師生有著很深的悲傷,如同失去一位朋友,政大同學在臉書上開始書寫他們跟搖搖哥之間的互動經驗,有同學紀錄他們辦活動把傳單給搖搖哥,搖搖哥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僅聽懂同學的訴求,而且開心地玩起氣球。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有同學看見搖搖哥異常清醒地去速食店買早餐,用精準的話語表達自己的需要,以為搖搖哥不會說話的同學趁機進入搖搖哥的內心世界,才知道搖搖哥是被在政大地靈黑暗勢力控制,才導致他的異常,他常駐政大是為了在靈界守護政大。重點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或正確,重點是搖搖哥已經被政大人接納成為政大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他是精神病患,但絕對不只是精神病患,他還是一個人,與政大師生有不同程度連結的人。我相信關於搖搖哥在政大的故事會陸續出現來聲援搖搖哥,向目前陷入恐慌的社會大眾與政府說明,搖搖哥在政大校園中過著他的生活,被我們所接納,我們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與他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他知道他在政大校園是安全被接納的,直到昨天中午之前。
搖搖哥的案例說明一件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是光靠醫療就可以支持起來,吃藥穩定病情無法讓人被接納,感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把社區支持這些精神受苦者的紋理重建起來,一如臺灣早期社會中對社區內精神障礙者的接納一般,不用「病人」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過去二十年,我與一群投身社區精神復健的工作者所致力的就是編織出社區中可以支持精障者帶病生活與工作的網絡,讓他們走出病房、走出精神病患的污名。從市療第一家精障者經營的「有何不可」咖啡店、北市康復之友在捷運站經營Easy Coffee、桃源二村專業人員帶著病患一起種菜、慈芳關懷中心、伊甸活泉之家、真福之家為精障者在社區建立屬於他們的家,這些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試圖破除精障污名的努力,在這次內湖小燈泡事件之後政府帶頭將精障者視為代罪羔羊的舉動中歸零。我可以想像他們目前在工作中正窮於面對這次事件對病友的傷害,但無法想像他們面對政府官員與少數社工學者(我真心相信他們是少數)急於將精神障礙者從社區脈絡中孤立出來,貼上標籤,送進醫院與社會隔離,完成他們的人口淨化工作,內心是有多麼悲傷。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專業本位主義不是專業---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的任命引發社工界內部的討論,林萬億老師寫了一篇長文回應。我相信也理解遴選委員在過程中,希望推出理想人選,但最終柯文哲市長在時間壓力下,沒有採納委員會推薦的人選,遴選委員因而感受到不被尊重與委屈,愧對社工界而召開記者會。林老師是我尊敬的師長,他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投入是我所敬重,也因此認為他的意見值得花時間回應,所以我們可以持續對話與討論。 社會局長由社工專業同仁出任,我個人會樂觀其成。我切入這個議題的角度,從來不是林老師的命題「社會局長是否一定要社工專業」,而是由市長邀請的遴選委員是否適合「如此強硬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社工專業。這比較涉及我們在民主政治下,對遴選委員的角色認知與分際拿捏。 我們每個人對社會局長都可以有我們的堅持,我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是女性;我也可以從性別多元的趨勢,要求社會局長應該要是同志。但重點是,為何遴選委員可以自我膨脹以為自己就是市長當選人,而認為市長不能不採納遴選委員會的堅持? 在社工界討論社會局長是否應該具社工專業,就像是茶壺裡的風暴,答案一定一面倒地支持,我們自己討論的起勁,但沒有聽到服務使用者、病友團體、家屬團體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支持社會局長必須由社工專業擔任的論述(殘盟與老盟是遴選委員,但沒聽到他們從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論述)。我記得當南投縣長林宗男將九二一生活重建中心移交給公所時,我和當時被解聘的社工召開記者會抗議,一樣義正嚴詞,但有人質疑:如果你們真的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沒有民眾出來支持你們?那時,我突然無言以對。如同林老師說的,我們努力不夠。如果有一天,社會局長不是社工專業擔任,而不等社工界自己出來討伐,民眾會出來跳腳時,社工專業所期待的肯定與認同才是真正的肯定與認同。林老師說,希望社工為案主出來堅持社會局長由社工出任,我很懷疑,如果案主發聲時,他們是否會堅持社工來擔任社會局長? 我認同林老師的文章所指出許多社會福利行政體系的問題,但我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這些問題全部歸因在局長不是社工專業上,彷彿只要局長是社工專業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我更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非社工背景的社工老師做為社工專業去專業化的罪魁禍首。 社工去專業化是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脈絡下,社工被視為生產線的環節之一,社工的勞動過程被標準化地規範與指標式地評鑑,而不被給予充分的信任與空間去進行專業判斷。去專業化是指出社工勞動被體制異化的過程,從來不是指向社工教師是否具備社工學位。 林老師錯置「去專業化」的討論脈絡,將這次事件所引發社工界內部的同仇敵慨情緒,導向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說法,不僅抹煞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貢獻,也違反社工專業向來強調的全人觀點與生態觀點。也就是,一個社工教師是否適任不取決於他的學位是否社工專業,而取決於他這個人能否將所學貢獻於社工實務與知識的生產與累積,他是否夠努力把社工的知識生產與生命經驗整合讓學生看到社工的精神與典範。 只以學歷評判一個教師的價值,是專業本位主義,因為我們不再看到一個人。但這種專業本位主義不正是這次事件所反應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過去證照化背後的邏輯,以學歷、以證照、以出身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可以是好社工。只從外在條件看人,失去對人的尊重與人文關懷,社工專業如何還能稱自己是專業?